五零后家国往事（1）：我的六零年代我的家国往事
这是一部回忆录，但也不完全是一部个人回忆录。作者力图将个人的真实经历，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娓娓道来，以从更大的视角，来折射个人的命运。
从1957年到2005年，中国社会经历了“反右”“文革”“改革”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剧烈变化。一个普通的50后，如同一叶扁舟，在这惊涛骇浪和暗礁险滩中上下沉浮，艰难求生。他的曲折经历和离奇故事，或许会对你有所启示和借鉴。
1、多舛的童年
现在是2014年9月30日凌晨5点多，早已冷醒的我不打算再“睡”了。一周前返京后，我就发觉离开半个多月的北京天气凉多了。今天零点多才睡，轻飘飘的睡袋和走风漏气的房间抵挡不住京城的寒气，我一直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。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和“罗衾不耐五更寒”的处境，使我萌生了用文字回顾一下多半生的念头。
对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国家，见仁见智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形容和概括。我觉得，用“家长制社会”来形容可能更准确一点。小到一个家庭、一个单位，大到国家，领导人的影响实在是过于大了。毛泽东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，其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都会影响到亿万个家庭和前后几代人的命运。
我出生的那一年，正是反右派斗争开展的1957年。父亲在1958年5月被划为右派，并被开除公职，劳教三年。个人的命运，还在襁褓中时，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决定了。
社会背景、时代背景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，但我觉得，“小社会”，即家庭原因，对一个人的影响更为直接，因为家庭可以放大或缓冲社会的影响。
父亲是四川人，母亲是山西人，远隔千山万水，怎么会组建成一个家庭呢? 个人的命运，总是与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连。这不是空话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，原以为从此就能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了，哪知道，朝鲜战争又突然爆发。对于这场发生在中国家门口的战争，自有历史学者们去解读其真相和意义，现实的是，无数家庭和个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。
父亲本已在四川内江市担任中学老师，也应征入伍开赴朝鲜，在“中国人民志愿军”里任文书。这场极其惨烈的战争，夺去了近20万志愿军官兵的生命（截止2015年年底的统计）。他算幸运的，只是负了伤，后被送到山西省汾阳县志愿军疗养所，伤愈后转业到太原的一所中学，重操旧业。就这样，他留在了太原。
█ 四位朝鲜战场的战友赠送给作者父亲留念的照片
█ 照片背面的备注：黄杰熙同志留念……一九五二.六.
这个家在十年后解体，政治运动的冲击是一个原因，但在我看来，更多的还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，尤其是简单的头脑和处事方式所致。
我在一个“完整”的家庭里只生活了7年多，留下的仅是一些片段的记忆：
3岁之前，父亲被劳教，中小学老师的工作很忙，要求坐班，母亲因此也常不在家。我一个幼儿经常被锁在家里。男孩好动的天性，使我开始不断地“探险”。
我家住在一所学校的家属院里，本来有一间半房子，父亲被划成“右派”后，被单位割去了半间，剩下的一间房与厨房之间是一堵墙，两边分别是床和一张桌子。我曾试图抓住墙，从一边的床上翻到另一边的桌子上，后果当然是重重地摔到地上。我也曾从床上往地上跳，想看看自己能够跳多远，结果跳下去就无法动弹，直到大人下班后才发现，抱到医院检查，才知胯骨已经脱臼。
现在常有锁在家里的孩子翻窗遇险，或跌落伤亡的报道，就是因为小孩最怕孤独和被抛弃，单独呆在一个地方，会因为恐惧而发生危险。
记忆之外最严重的，是有一次煤气中毒。过去，不少山西人都有一个危险的习惯，就是冬天用纸条将屋内的窗户缝、门缝等糊得严严实实，以防“针尖大的窟窿，能进椽子大的风”。那时家家都生煤炉，如果不通风，煤气中毒迟早会发生。
有一天直到中午，我家的门都关着。邻居感到蹊跷，就报告了校领导。后来门被校长踹开，才发现一家三口都已奄奄一息（那时还没有我弟弟）。当时有人认为，这一家人是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要选择自杀。
我当时因为年龄太小，而对此毫无记忆。知道此事后，我开始体会到了死亡的感觉，那就是毫无感觉。
█ 1958年，作者一岁时留影，拍摄于太原福利照相馆
温馨的时刻也有。记忆中只有这样一个情景：家里有一张矮圆桌，过年时会放到床上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饭。我总是高兴地爬到靠里的位置坐下，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。但更多的时候是“战火”不断，我有时半夜都会被他们的吵架打架声惊醒。老师家里墨水多。他们吵起架来手上也不闲着——摔东西，水泥地上一道道红蓝墨水的痕迹，是我童年的一大记忆。
父亲的教育方法比较传统，动不动就让儿女跪在地上。孩子很小，不懂反省，只是跪着又有什么意义？有好几次，都是因为家里来了客人，我才得以暂时解脱。
有一种说法：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人，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。一是先天造就，二是后来遇到的人，三是所学专业。我觉得，这个“先天造就”，应该是在自我意识产生之前，人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个性特征（佛学认为：这是你的前世，即转生为你的那个人或动物）。
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：
一是几岁时去姥姥家，我得到一枚书签，上面是一个京剧脸谱。坐在4路公交车上回家时，我拿出这枚书签，用手压在车窗上，让路人们“显摆”，结果手一松，书签滑落到了窗户缝隙里。当时和之后的好几天，我都非常害怕，担心父母追问。如果被他们知道，很可能会挨一顿打。幸好他们忘记了那枚书签，我才渐渐地放下心来。
二是在上太原市新建路小学幼儿园时，有一个活动是小朋友们排成几队，在老师发出口令后，跑到对面的一把小椅子前，将椅子上一个盘子里的几颗珠子穿到一根线上，然后拿着这串珠子再跑回来。我的手脚不笨，很快就跑了过去并将珠子穿好，但就是不敢首先往回跑。直到有小朋友开始往回跑后，我才敢转身跑。如此，怎么能得第一？
7岁了，我上了新建路小学一年级三班，很快即表现出在学习方面的浓厚兴趣和潜能。班主任朱玉珍老师和蔼可亲，认真细致，第一个学期就对学生们进行了家访。我记得她去我家时，母亲刚刚烙出了几个小饼子。父亲说：你不知道端给朱老师吃？我立即端起一个搪瓷盘子递向朱老师。她笑着摆了摆手……
█ 1970年太原市新建路小学六连三班毕业留念
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。我在新建路小学只上了一个学期，父母就离婚了。我被太原市北城区人民法院判给了父亲，搬家到海边街23号院，同时转学到太原市水西关小学。那时离婚的很少，整个院子大几十户人家，离婚的好像只有两家。我隐隐地感觉到这是一件丢人的事。当时我忙着收拾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之后坐上父亲的永久12型自行车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熟悉的环境。临走时没有母子、兄弟姐妹相拥难舍的情景。如果有，那个家可能就不会散了。
2、孤独的日子
人的成长，在本质上与其他动物是相似的。家庭变故，换了环境，对于一个小孩来说，也很难适应。我在一个学校家属院生活到7岁多，突然来到一条街道，感觉有这样一些明显不同：
一进院子就是一个照壁。在过去，每个小院都应该是一户人家的。我们搬进去时，院子里已有几户人家。父亲买了其中最靠近大门的那间房，仅有8平方米，在当时只花了250元。20多年后，他以1000元的价格就卖给了一个邻居。为此他还挺得意，觉得赚了不少。谁是二百五呢？由此可见他的简单及与社会的脱节。
这里的小孩启蒙较晚，教育条件较差。家长们对此好像也不太重视。比如我带去了两种棋：军棋和动物棋。很多小孩家里都没有，他们饶有兴趣地排着队和我下棋，没有一个人能赢了我。我赢棋赢得都烦了。
这里的家长们讨生活更难。有的做点小买卖，还有的家里养羊卖羊奶等等。有的家庭居住环境很差。我的一个同学家就住在振武门旁的城墙下（振武门即水西门，1949年解放军攻打太原时，太原的城墙大部分被毁，但振武门的门洞和城楼还基本保留，后在1980年代被拆除），两间房，一个小院，都是用城墙砖垒的，很简陋。
父亲是祖传三代中医，四川大学肄业（因参与学潮被通缉而没有毕业），劳教期间就常在太原市观家峪煤矿给人看病，参加体力劳动并不多。解除劳教后，已被开除公职的他，先是买了一辆平车卖烧土（过去太原市民每年都要用煤和太原东山地区的一种粘土和成泥，倒在铁模子里再晒干，称“煤糕”。那种粘土叫“烧土”）。他干这个不适合，后申领了中医执照，开始正式行医。找他看病的人几乎天天都排着长队，有时队伍长达几十米，天不亮就有人来，到我下学回家时还有病人在。家庭经济因此比较宽裕，有时隔着竹帘，都能看到院里的个别小孩，捡我们扔掉的包装纸上残留的蛋糕吃（搬到海边街后）。
我还记得，曾有病人送给他一条当时的高档香烟——太原卷烟厂生产的“迎泽牌”香烟（在那时好像一条只卖3元一角钱，已经很贵了），包装纸上的图案是银色的。他打开后点燃一支，连说“好香！好香！”
水西关小学的建筑不错，楼道里张贴着不少“学习《毛主席著作》积极分子”的宣传画，我还记得其中一个解放军的名字好像叫“黄祖示”。这所学校的内涵不如新建路小学，后者和太原十二中一样，地处太原市委、市政府附近，学生大都是市委、市政府的子弟，学校的设施和教学水平都比较高。我已经适应了那个“生态圈”，有如鱼得水之感。
虽然在一年级第二个学期就转学到水西关小学，但班里的学生们已视我为“外人”。别看一个8岁不到的小孩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，也要做出咄咄逼人状。我记得，第一次跟在老师后面走进教室时，我就将一路经过的书桌上的铅笔盒，全部用胳膊肘推开，以示我“不好惹”。
两所小学及周边有许多不同。我的第一个学期主要是磨合，包括语言习惯、称呼老师的方式等等，不一样就会被嘲笑。也有几次和同学发生肢体冲突，因此班主任甄老师不太喜欢我。转过学的人可能都有类似经历。从二年级开始，我渐渐地融入了这个班级，后来还去过甄老师家，在一个姓杨的女生家写过作业。那个女生家住西羊市街护城河边。
我在海边街一共住了两年，难忘的事情有这样一些：
父亲常常出诊。临走之前，他一般都用钢精锅（即铝锅，在那时还不多）给我蒸好两屉馒头，再留点咸菜一类的简单食物，但是从来不给零花钱，虽然他挣钱不少。之后的一两周时间，就靠我自己解决其他所有的生活问题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学着做饭和看火炉，上学之前要锁好“将军不下马”的门锁等等，饿肚子是“家常便饭”。晚上睡觉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天黑后，小孩更怕孤独。只要一关灯，我就死死地盯着门上那一小块玻璃，望着天空，不敢闭上眼睛，直到睡着。后来的我比较有孤胆，也可以说孤癖，喜欢独处和独往独来，应该与那时的经历不无关系。
给自己一生带来无数挫折的过度自尊，在那时已初步形成。有一次去邻院，由于玩耍中声音高了点，那个院的一个老太婆就对我说：“黄玮你以后不要来我们院了！”此后直至我离开海边街，真的再也没有踏进过那个院子。这件事有几个小朋友知道，而那个老太太肯定早就忘了。
最让我痛苦和刻骨铭心的是，被生拉硬扯地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成长环境，特别是在父亲这边感到孤独或遭遇挫折时，我做梦都在思念着被迫离开的那个家和大院。母亲那边不能说是一个多么好的环境，但是那边人气旺，“母亲”和家更有联系，尤其是已经熟悉的生活环境，使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找了回去，特别是在我独守空房期间。
两地相距不太远，半个小时就能走到。但是“近乡情怯”，我每次走到十二中家属院附近时，总要踯躅徘徊很长时间，深怕又一次遭遇冷漠和挫折。鼓励自己好多遍后，我才敢蹑手蹑脚地走进家属院的大门。
一进大门是一排平房，向左走到尽头，再向右约50米就是我原来的家。每次走到这里，我总是探头探脑地往家的方向看，看到的大都是母子三人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吃晚饭，想必他们吃的还是红面擦尖儿，里面还有土豆条。他们已将我视为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年长我的全不讲“手足之情”，发现我后当即通报“警情”：“小玮又来咧！”我自然吓得赶紧跑开，然后又一口气地走回位于海边街那个冷冷清清、形影相吊的小屋。一路上哭过没有，我已没有记忆。
母亲对我的出现没有任何反应，从来没有叫过我一声。或许在她心里，我已不是她的孩子；也许她有难言的苦衷，只能忍心看着我一次又一次地来回流浪。这也可能是亲情淡漠的根源之一。
我有时晚上跑了回去，那肯定是因为一个人太过孤单害怕。母亲接纳我的情景，我还记得：她给我摘下书包，我爬上自己家的床，到头便睡，那个香甜……但两次被挡在家门外的情景，也在我的记忆中（母亲有时带学生下乡，不在家），一次是邻居李明湖阿姨做了工作“你就叫他进去吧”，我才得以进门。一次是刘亚云老师（受母亲之托晚上住在我家）说了话：“你就让他进来吧！”我才得以临时栖身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当然是饿着肚子赶到水西关小学去上学。
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不断地“回家”。直到现在，我才反思这个原因：为什么那个老太太的一句话，就使我再也没有踏进过那个院子；而不论“家”拒绝我多少次，都无法阻止我的脚步呢？答案只能是：在一个孩子幼小的心中，家，是永远也无法割舍的牵挂！
我也曾被父亲送回去，那是在他长期外出之前。再被接走后，他还要追问家里去过什么人。他离婚是被迫的，一直有想复婚的念头。
从二年级下半学期开始，连我这样一个八九岁的孩子，都感觉到了政治气氛的紧张。院子里的大人们，越来越多地谈论着政治话题。我记得，父亲手拿一个烟嘴，操着四川话，向人们解释什么是“一分为二”和“合二为一”（那个烟嘴由两部分组成）：“这就是一分为二，同时也是合二为一……”
山雨欲来风满楼。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。像他这样的“老运动员”及其家属，又会面临怎样严峻的命运和考验呢？
3、“滚回老家去”
回想当年，我觉得文革的爆发不是一夜之间，而是一个一直存在着的运动的突然加剧。“五一六通知”发布前的一些重要节点，如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等，我都有印象。那时的大喇叭特别多，天天不停地广播这些内容，大概聋子也听到了。
█ 背景照片：六十年代的太原
1966年的夏天确有狂飙突起之势：太原市的大街小巷突然冒出了大量戴着红袖标的人。还有人拿着剪刀，在钟楼街、桥头街等繁华地段给人剪头发，即他们认为的“资产阶级发型”，就要剪掉，甚至还要剪成“阴阳头”，就是把头发剪得坑坑洼洼的。戴着高帽、挂着大牌子、敲着簸箕或脸盆游街的人越来越多。那时的饭店不给顾客端饭，甚至连碗筷都让顾客自己去洗，否则就是“地主老爷”、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。总之，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（“四旧”：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）的风潮迅速蔓延开来，只要沾上“古”和“旧”的东西，统统都要砸烂或烧掉，大量的珍贵文物和文化典籍被毁。街道、学校等地方掀起了改名潮，太原十二中就改成了“太原市东方红中学”……
一些新名词，如“地富反坏右”(即“黑五类”)等等，让年仅9岁的我感到了更大的压力。本来父母离婚、父亲是“摘帽右派”已经让我十分自卑了，现在又被划进了“黑五类”子女的行列，成了事实上的“政治贱民”，自卑心理更加重了。（后来又出现了“黑七类”=“黑五类”+资本家+黑帮，“黑九类”=“黑五类”+叛徒+特务+走资派+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）
█ 背景照片：太原五一广场
红卫兵主要由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，小学生还没有资格当“革命小将”，因此当时的小学还没有“停课闹革命”。一天中午，放学回家的我刚踏进院门，就看见家门左边的院墙上贴着一张红纸，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“勒令右派分子黄杰熙滚回老家去”，后面还用了很多个感叹号。我掀开竹帘进了家，看到父亲的表情还算平静，只是沉默不语，好像若有所思。之后一段时间，他很忙，书信往来也多了，同时开始收拾东西，装满了几个箱子。我最后一次离开水西关小学，是他去给我办的转学手续，然后领我回家的。那段日子不长，造反派是不会给你多少准备时间的。
█ 背景照片：太原的大字报
“滚回老家去”是将“政治贱民”们及其家属下了户口，赶到农村去，不准再回来。“滚回去”的当天，父亲先是去托运了行李，回家后将最后的一点油倒进锅里，把剩下的馒头切片炸了炸，放进了一个饭盒中（这盒油炸馒头后来坏在了路上），之后将家中剩余的东西用布蒙了起来，这才锁好了门，带着我徒步加公交，去了太原火车站。
当时太原至成都之间的铁路被洪水冲毁，旅客可以免费绕道北京和宝鸡一线去四川。在北京停留时，我们穿过了红色的“海洋”，去了颐和园和景山公园等处，看到万寿宫墙上的小佛像，只要是能够得着的，全被红卫兵用锤子砸烂了。火车上有很多“大串联”的红卫兵，他们统一着装：绿军装、红袖标、武装带、“红宝书”、背包、水壶等，高唱革命歌曲，十分亢奋。进入四川后，我看见坐在列车车厢结合部的一个老太婆，头上戴着一顶黑平绒帽子，像电影里地主婆戴的那种样式。一个瘦瘦的男红卫兵，眼睛挺大，长得挺帅，正厉声质问那个老太太：“你是不是逃亡地主？……”老太太可能是听不懂普通话，或者自己说的话对方听不懂。红卫兵因此以为自己抓住了一个“阶级敌人”，迅速解下腰间的武装带，扬起来就抽了过去，而且用的是腰带扣那一端的金属部分。老太太用两只胳膊紧紧地抱着双腿，蜷缩在角落里，嘴里发出一声声凄惨的叫声。那红卫兵毫不手软，继续“啪——啪——”地抽打着。我感到很害怕，赶紧走了回去。
在成都停留时，我们参观了成都动物园等，但印象最深的是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和大字报，标语中以“打倒李井泉”最多（李井泉是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，曾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）。四川人好像做什么都要拼命似的。
内江是一个中等城市，位于成渝铁路中段。列车到达家乡椑木镇时，天刚亮，我是被父亲叫醒的。椑木镇火车站很小，只有几个人下车。我对故乡的第一印象，是觉得有点儿像“世外桃源”，非常安静。这里有许多芭蕉树，树上还结着一串串的果实，有的已经发黄。当时我还以为是香蕉。父亲纠正说，这是芭蕉，比香蕉小。那时在北方，这类水果很稀罕，而在那里，竟然挂在树上没人去摘，我感到很稀奇。
去火车站接我们的是幺叔（幺是四川话最小的意思）。他当时30岁出头，中等个儿，典型的四川人的形象，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在内江糖厂当搬运工，还没有结婚。幺叔很善良，看见我后显得很亲热，领着我们前往他的住处。
我一路上只看到一些小标语，感到与成都等地的区别很大。这里山清水秀，草木葱茏，有人赶着水牛，正慢吞吞地耕着稻田……不知是因为骨子里与家乡的天然联系，还是椑木镇确实好，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。
进了幺叔家，我看到当地人的住房，不仅与太原，就是与成都的区别也很大——几乎全部用竹子建成：框架是粗竹子；墙是竹片编的，两面糊着泥；门窗也都是用竹子编的，没有合页等金属物件和纱窗；椽子是竹子，上面盖着瓦。后来我了解到，在整个椑木镇，砖瓦房都极少，只有在那条主要的商业街上，才有一栋二层楼。这里的人很少置办家具，屋里只有床和几个箱子，但蚊帐必不可少。父亲看了看幺叔家无法住，就开始重新寻找住处，最后落脚在沱江大桥附近。
这是一排房子中的一间，门对面约100米就是沱江，右前方是沱江大桥。排房右侧过了铁路，是一座长满了甘蔗的土山。其它方向都是竹屋、竹林和稻田等。之后父亲和幺叔去车站取了行李，我跟着他们在外面吃了饭。第一天差不多就这样过去了。
第二天父亲带我去了椑木镇第二小学，转学手续办得很快，我被老师领进了教室。这样的小学我是第一次见到：教室与居民住房基本一样，也是用竹子建成，区别一是大，二是墙与房顶之间还留着空。下课后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将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，叽叽喳喳地说着四川话，听不懂是些什么。我当时想去厕所都挤不出去，差点尿了裤子。他们可能把我当成了“天外来客”——说着听不懂的语言，穿着打扮也与他们不一样：我穿着鞋，而他们几乎全是赤脚，就是穿鞋也是草鞋。
我在这所学校上了不到两个学期，老师讲了什么我已毫无印象，只是感觉与太原的小学讲得不一样。师生不多，我只记住了一个同学的名字：黄良才。因为他与幺叔的名字相同。这是一个胖胖的、总是笑眯眯的男生。排外肯定是有的，两种“亚文化”很难融到一起，吵起架来，彼此都觉得对方说的是“外国话”。到后来，当然是我被“同化”了，时间不长就说开了一口流利的四川话。但是要改变生活习惯，却比学语言难得多。比如我也很想打赤脚，可就是做不到，光脚走在地上实在是太疼了。而当地小孩个个都是“赤脚大仙”，脚面宽，脚趾都是张开的。
█ 10岁时，在四川内江椑木镇的作者
沱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。印象中，流经椑木镇的江面约二三百米宽，是绕了一个大弯过来的；水量丰沛，江面上常有小火轮“呜呜”地开过；江边停着不少小渔船，渔民们都养着一种像水貂一样的动物，平时关在笼子里，打鱼时用绳子拴住脖子。这种“水貂”抓鱼很快，咬住鱼后又咽不下去，这时渔民就趁机将鱼夺过来，再扔进鱼篓里。
沱江大桥是一座铁路桥，人行部分只有约一米宽。桥的两端都有解放军守卫，还建有工事，架着高射机枪，也养着猪，种着地，军营里不时传出军号声。
这里的人们虽然没有什么家产，但吃得要比北方好很多，不愧为天府之国，物产丰富。水稻好像是一年两季。邻居家比我大一点的小孩，经常背着背篓，手拿一把锄头，到山坡上已经收割过的地里挖红薯（当地叫“红苕”），每次都能挖回不少，洗干净后，与大米放在一起蒸着吃。鱼是当地人的主菜，闪着金光的鱼打捞上来后，他们收拾得很快，鱼还动弹时，就已放进了油锅，那“嚓啦啦”的声音仿佛还响在我的耳边。四川的小麦不如北方的好吃，据说是因为他们只种春小麦。麻花两分五一根，太原的虽然大一些，但是要9分钱一根。那里还有一种食品很好吃，好像叫“糖瓜”，不知是不是用西瓜皮做的，反正样子像。他们的炉灶都烧柴草，冬天也不生火炉取暖。
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，一生都很难，甚至无法改变。我后来听亲戚说，姥爷、姥姥等一开始就看不惯你爸：一是四川人嗓门高，山西人不喜欢。二是父亲“手大”，比如做鱼，竟然一次就要做一整条，而晋北人一条鱼要分几次才舍得吃完。虽然姥爷曾是国民党的少将，担任过阎锡山政府的军需处处长等要职。他们没有亲眼见过，吃鱼在四川真的很平常，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。（随着技术的进步，渔业在北方也日益发达了）
椑木镇的主要街道只有一条，不到10米宽，饭店、食堂、茶馆、修表铺等一应俱全；电影院只有一个，重复放映着一部电影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》。印象深的还有：
四川的鸟类很多，比如叫声婉转的画眉、羽毛艳丽的翡翠、黑白两色的山雀，以及白头翁等等。画眉喜欢生活在竹林里，我没见过关在笼子里的。翡翠和山雀的个头与麻雀相似。翡翠是一种水鸟，名副其实，头部的羽毛绿色，身上的羽毛红色，嘴有两厘米长，喜欢蹲在小河旁，缩着脖子，很像一个穿着蓑衣的渔夫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河面，时不时地飞起，从水中叼起小鱼。因为这种习性，翡翠也容易被人攻击。幺叔就给我捉了一只，用细绳拴住腿，放在了一个牙膏盒子里。这只鸟很生气，而且当晚就被老鼠给拖走了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还觉得挺对不起它的。
还有，四川人称呼姑姑叫“姑娘”。这是我跟着他们走亲戚时知道的。那里真够原始的，我没见过汽车拖拉机摩托车什么的，就是父亲托运去的自行车，也很稀少，被当地人称为“洋马儿”。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糖厂——内江糖厂却建在椑木镇，可能是因为这里盛产甘蔗。我随幺叔去过那个厂，库房里堆着很多装满蔗糖的麻袋，火车可直接开到那里。
“滚回老家”后时间不太长，父亲就“潜回”了太原。他将我交给幺叔照看。我开始经常吃食堂，芋头吃了不少。幺叔还用竹子给我做了一个鱼竿，但我一条鱼也没有钓上来。那里的竹子好像比北方的草还多。小孩早晨起床难，幺叔每天去叫我，敲不开门，我就想了个办法：用一根绳子拴住窗户和蚊帐的一角。结果他拉得蚊帐左右摇晃，我却扭头又睡。那个情景我还记忆犹新。
有关幺叔，我之所以写了这么多，一是我在四川时主要由他照顾，二是他已在20世纪80年代去世。他只活了50岁左右，死于肝腹水，听说临终前肚子胀得很大。由于这个家庭的特殊原因，离开四川后，我不仅没有再见过他，甚至不能提到他及黄家的任何成员。关于祖辈，我了解得很少，大约知道在他出生前后，家道已经中落。他终身未婚，可能也没有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，但他很纯朴善良，宽厚大度，具有四川人吃苦耐劳的天性。我记得他还烟酒不沾。他对我倔强的个性也颇多忍让。这是我第一次“公开大胆”地回忆他、纪念他，只是想让他的在天之灵知道：近半个世纪前，您关心照顾过的侄儿黄玮，从未曾忘记过您，并对在您生前，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帮您一把而深感愧疚。（写到这里，我已泣不成声，不得不暂时离开电脑）
父亲返回椑木镇后，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蓝大衣的袖子上多了一个红袖标，上面有三个金字“红革联”（可能是“红色革命者造反联盟”的意思）。看来他已成功“打入”革命组织，有了“护身符”，还带去了当时只有5岁的弟弟。幺叔对弟弟好得我都嫉妒了。有一次弟弟踩到了粪便上，他竟然将弟弟的鞋脱下，在沱江边上用手洗了个干净。
█ 在四川内江椑木镇与父亲（右）、幺叔（左二）和堂弟合影
我记得父亲又回了一次太原，办好了回迁的手续。不知不觉，近十个月的故乡之行就结束了。我提着幺叔给我买的一只鸽子，随父亲走过了沱江大桥，又走了很长的路，进入内江市，在一个亲戚家略微停留后，去内江火车站上了火车。
这一趟是“滚回去”的，但我却是带着美好的记忆离开的。如果说我对文革还有什么“感谢”的话，那就是它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，让我的故乡——椑木镇，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。多年以后我才知道，椑木镇也是国画大师张大千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喻培伦的故乡。
离开了“世外桃源”，意味着将重返现实世界。1967年的中国，正处于文革高潮期，等待我的，又是一系列的变动不居。
4、停课闹革命
印象中，从四川返回太原后，父亲告诉我：水西关小学不让你回去了，你得再回到你妈那里，转学到新建路小学去。他们经过法院，将我重新判给母亲抚养，但父亲须支付抚养费。那个判决书我还看过一眼，记得在“太原市北城区人民法院”后，还有“军事管制委员会”的字样。
我后来知道，“滚回老家去”这种现象，竟然都蔓延到了中学生之中。太原十二中许多班级的学生，就自发召开全班大会，取名为“滚蛋会”，勒令班里的“黑五类”子女“滚回老家去”，期限多则一天，少则几个小时。母亲作为该校教师，就亲眼目睹了好多件这样的事情。文革是极端民主和毛泽东个人专断的结合，此即极端民主之一例。
从四川返回太原后的两年时间，即1967年至1969年，仅仅我亲眼目睹的，都可谓风云变幻，波诡云谲，“革命形势发展很快”。先是“四大”（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）盛行，到处有人情绪激动、面红耳赤地辩论着。大字报铺天盖地、见缝插针，墙面不够用了，就立起柱子，钉上席子，浆糊一抹继续贴。大字报比现在的广告牌还多得多。
接着是武斗。我见证了从文斗到武斗，再由武斗到被解除武装的全过程。武斗的开始就是吵架吵得打起来，一般都是徒手较量，但很快就发展到动用棍棒、石块等。
█ 背景照片：在太原的集会
我见过的第一场较大规模的武斗，发生在现在的太原华宇精品购物中心所在地，当时那里叫“郊委”。大约有100多人在院子里混战，手里最多就是拿一把钳子之类的东西，未见打到头破血流的程度。随着派性的日益加剧，人们的暴力倾向也越来越严重，特别是“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”号召“文攻武卫”以后，“准备武器以自卫”成了风气。太原十二中的校办工厂里，车钳铣刨锻一应俱全，我就见过一些中学生忙着用锉刀打制匕首。
武斗的升级与产业工人的参与有关，工厂又有制造武器的条件。那时，在街道上常能看到一车车头戴柳条帽、手持长矛的工人战斗队驶过。那些车大都是载重4吨的解放牌卡车，长矛都是在铁管的一端焊上一个矛头。那些战斗队员们站在车上，握着长矛，矛头齐刷刷地朝向天空，也是一道文革的“风景”。
不久后就有军火库被打开，武器被抢夺，冷兵器变成了热兵器，原来的许多“战斗队”“纵队”“四野”等等，真的开始名副其实，成了武装组织了。与我们院一墙之隔的一个红卫兵组织，就在那时武装了起来，且在“战斗中成长”。该组织核心成员十几个，外围成员几十个，枪支为“万国造”：手枪有五四式、撸子和驳壳枪，长枪有五六式步枪、汤姆式等几种冲锋枪和捷克造轻机枪，另外还有手榴弹、日本军刀等。作为青年学生，他们中的多数人有“护校”的单纯愿望。核心成员每天住校（包括女生），天天早晨整队跑步到校门正对面的毛泽东塑像前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。但有的人下手相当狠，我亲眼见过年轻学生将人打得皮开肉绽。我的同学见过有人被割掉耳朵。
我家一个邻居，曾是阎锡山军队的一名军官，后来“起义投诚”。他在文革中被认为是“历史反革命”，经常被人“揪出去”“练手”，打上一顿再放回去，想打的时候再“揪出来”。有一次在校办工厂，我亲眼看见一个人举起一块铁疙瘩砸在他的背上。他当时痛苦得用手扶着腰，呲牙裂嘴，几乎要哭出声来。后来他全家被赶回农村，他于文革结束时去世，但是其独女几年后被落实政策，安排了工作。那个用铁块砸他的人我也认识，前些年死于脑溢血，之前已长期半瘫。不知冥冥之中是不是有什么必然，其孩子几年前精神失常了。
█ 太原十中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合影
我亲历的几起大的武斗事件有：
太原某汽运公司的几十辆解放牌卡车，被押解着开到太原十二中操场。那时汽车还比较稀罕，几十辆卡车浩浩荡荡地开过来，场面是何等壮观!但是悲剧也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发生：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看热闹时被卡车压死。当时开车的年轻学生也不到20岁，后于文革中期被判20年徒刑，判刑后还要被批斗。我升入太原十二中初一后，此人就站在卡车上，被押解到学校礼堂接受过批斗。当时我在台下坐场，死者的母亲在台上哭诉，他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，腰被警察压到90度，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地滴落着……
两场激烈的枪战。一场发生在半夜，小孩子睡觉太沉，我没有听见，但早晨一出门，就看到人们在扎堆议论着。原来是，在太原十二中北面不太远的中国冶金第十三建筑公司（简称“十三冶”）的一支“战斗队”，趁夜袭击了学生武装。后者反击，不仅将前者打退，还打死了前者的一名机枪手，而后者无一伤亡。第二天尸体还躺在学校的一个厕所旁，后被抬进一个房间。几天后，一个造反派头面人物出面协调，尸体被运走。那张放过尸体的担架靠在墙上很长时间，我至今还记得那上面大片的血迹。
另一场发生在一天下午。太原十二中门外是一条南北向的道路，南面一墙之隔是家属院，斜对面是新建路小学。据说交战的一方还是十三冶那家，他们当时开着一辆小卡车，自南向北行驶到十二中大门口掉了头，车上的人迅速跳下，摘下大门上“革命委员会”的牌子，扔到车上后立即撤离。在校门和家属院门之间，还有一个校办工厂的门。学生武装闻讯后，立即提枪冲向校办工厂，当时一个老工人正准备关门，冲在前面的大声喝道：“让开！”随即身靠门柱，右手举起五四式手枪，对准刚行驶到右前方几十米的汽车就是“砰砰”几枪，车上一人当即中弹，并跌落车下，此时车上的机关枪猛烈开火，掩护抢救伤员，尖利的枪声“哒哒哒哒”地响成一片，其间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。在工人方面的机关枪响起时，学生方面也有人端着机枪、冲锋枪等，冒着弹雨，冲到校办工厂门前的一个土堆后面开始射击……这场激烈的枪战持续了十几分钟，随着被击落的人被抢上车，并将车开走才渐渐平息。
枪声停下后，我跟着一些胆大的人走出了家属院大门。此时看到的已是一场战斗后的情景：街道旁原是一片树林，直径一尺的杨树和柳树有很多被洞穿。树两边的弹孔明显不同，一头小，另一头大，大的这头连树皮都被撕下一片，露出了白花花的树茬子。电话线被手榴弹炸断，地上留有直径约一米、深约一尺的弹坑……这时，对面新建路小学红色大门上的小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，先是一个戴着钢盔的学生探头观察了一番，然后提着一挺轻机枪走了出来，接着又走出几个人，都提着枪。原来他们是穿过了对面的小学和宿舍区，准备抄那辆汽车的后路。看来没有赶上，否则在行人较多的新建路上也会有一场枪战。人群越聚越多，远处还传来了哭声，原来是一个学生的母亲闻讯跑来，哭喊着找自己的儿子，看到儿子后拉着就走。这场武斗，学生方面有一人肩部受轻伤，那个被打落的人听说不久后就死了。
█ 背景资料：九五事件中的李成义、孟玲玲
█ 背景资料：1968年3月5日，太原十中门前，大楼上的大字标语：难盼李孟再次归，怒挥刀戈向刘贼
中共“九大”于1969年4月1日召开。之前约半年左右，各地就开始准备庆祝了。“停课闹革命”的学生被召回学校，分成许多支队伍，沿着学校操场的跑道练习“忠字舞”。那时没有音箱，是用大喇叭伴奏。跳这种舞的都是女中学生。有一个领舞的女生身材匀称、舞姿优美。我当时正在操场旁一棵榆树上摘榆钱，不由地被她吸引住了，手上的活当然也停了下来。树上一个小伙伴喊我：“你看得都发呆了！”我这才急忙移开目光。那时我刚12岁，好像潜意识里已经开始喜欢漂亮“美眉”了。
“九大”是闭幕以后才公布的。人们敲锣打鼓，提着早就糊好的灯笼游行，庆祝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”。其实，文革到此已盛极而衰，红卫兵运动也开始退潮，利用他们推翻另一个“司令部”的目的已经达到。
当年7月底，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“七二三布告”发布，要求山西部分地区制止武斗，惩办坏人，恢复生产与工作。此后山西的形势急转直下，收缴武器、搜捕判决等行动声势浩大，感觉与1983年的“严打”颇为相似。那时的审判次数多，判决公告经常更新，一公布就是几十号人，死刑犯的名字上都打着红叉。审判一般在太原市的五一广场举行，之后将犯人押到卡车上游街示众，死刑犯的脖子后还插着“亡命牌”。第一辆车上架着一挺轻机枪，两边各站一排解放军，五六式步枪上的刺刀向外，寒光闪闪。道路两边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，警察忙着用摩托车开道。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公判大会。
█ 背景资料：《关于太原“九·五”事件专辑》
有一次，太原警备区的军人开着十几辆三轮摩托车，突然冲进太原十二中抓人和收缴武器（那时还没有“嫌疑人”一说）。一些学生带着枪支四处躲藏，还有的爬到远处的树上观察动静。有一次，一个学生将一支冲锋枪藏到了我家书桌下的凳子上。在当时的氛围中，谁也无法拒绝。那支枪不知是哪国造的，我试着端了一下，很沉，好在很快就被那个学生取走了。后来，在强大的压力下，各个造反组织开始主动上缴武器，有的还用卡车，将机枪架在驾驶室上送往指定地点。
到1969年下半年，好像“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”了。学校的教学秩序开始恢复，我也结束了两年以玩耍、种植、养殖为主的生活。期间我种过葵花、玉米，养过鸡、鸭、鱼、猫、兔子、麻雀等，也学过二胡，到汾河、黑龙潭游泳、捞鱼，津津有味地读着仅有的几本书。有的书都被我读得没有封面封底了，如《欧阳海之歌》等。那只从四川带回来的鸽子“瓦灰”，也在这期间飞走了。它经常歪着脑袋静静地看着我，把它放到厨房顶上都不飞。我觉得它认识我，知道我是它唯一的老乡。之所以飞走，是有一次它上了房顶，附近的大小孩子来了一大群看热闹。它看到黑压压的人群感到害怕，就一跃而起，跟着天上的鸽群飞走了。
玩耍中少不了“打仗”的内容，因为伟大领袖号召“备战，备荒，为人民”“要准备打仗”，附近就有武装和战斗，电影只有“三战一队”可看（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），因此我们经常与周围院子里的孩子们相互“冲杀”，也曾险酿大祸，如气枪伤人等。有一次我们还爆炸了一颗土手雷，将新建路小学教学楼后炸了好几个小坑，把看大门的老大娘吓得大惊失色……
30多年后，我的女儿背着沉重的书包，多次羡慕地对我说：“你们那会儿多好，不用上学。”她当时还不理解，文革让我们这一代人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。
5、心理被扭曲
从四川回到太原后，对于父亲“水西关小学不让你再回去了”的说法，母亲予以了驳斥：他是嫌你累赘才推到我这儿来的。
她的话有一定根据。跟着父亲的那三年中，我确实没有少挨饿。至于穿着，已几乎到了衣衫褴褛的地步。外衣还像个样，比如我还曾有过一顶呢帽子（后来在海边街小学玩耍时丢失，父亲为此大发雷霆，差点没有“吃”了我），但印象中内衣就没有可换的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上了小学后，就有了羞耻感，内裤是非穿不可的。而我只有一条内裤，而且已烂得连档都磨开了，就像一条“超短裙”。无奈，我只有用一个别针将内裤的裆部别住，继续穿。有一天在母亲那里住，第二天早晨醒来后，突然发现自己一丝不挂，着实吓了一跳。原来是在我睡着后，母亲将我的“超短裙”扒了，洗干净后正在火炉旁烤着呢! 她见我醒来，就将我的内裤缝好，扔给了我。从四川回来后，内衣更是烂得像布条似的。为此，我还在母亲面前委屈得大哭了一场。
让我的父亲既当爹又当娘，他是胜任不了的。那几年我对他的印象，除了忙以外，就是一个坐在桌子旁边读书的背影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就像念经似的。那一段时间他又写了几本书，至60多岁，共写作出版了9本中医专著。他从1958年被开除公职，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改正了所谓的右派问题，恢复工作，前后共22年，就靠他的中医专长生活，而且大部分时间的收入还挺高。
10岁时回到母亲家，我首先感觉到的是饭菜差了：早饭一般都是一碗稀饭，午饭大部分是红面（高粱面）搓鱼（将红面用开水烫后和成面团，再搓成细条上笼屉蒸熟），有时能吃到点儿白面，晚饭几乎天天一样——红面擦尖儿汤面，里面还煮着土豆条。菜以咸菜为主，年年家里都要腌大量的雪里蕻和萝卜。
在艰苦的环境中，我只是希望能多吃点玉米面（山西人称“玉茭面”），少吃点红面。因为后者实在是太难消化了，吃进肚子里后，不是拉稀，像水一样稀，就是便秘。我几乎每晚都受此困扰。不知是不是因为红面便宜一点儿，反正母亲对红面偏爱有加。之所以这样，就不能不提到晋北人节俭的习惯和理念了。
我的姥爷名叫张祖恒，字次岳，曾任民国时期的山西省军需处处长、山西省消费合作总社总经理、山西省平价购销处处长等职，少将军衔。日本投降后，还兼任山西省接收日本军用物品库库长。他既不是国民党员，也不是共产党员（国共两党都用“无党派人士”），为人正派，不谄上欺下，这使他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幸存，并受聘担任太原市政协委员、山西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，每年国庆节都应邀登上太原五一广场观礼台。建国初期，新政府财政拮据，姥爷与原二战区部分军政人员，主动成立了一个“旧职人员捐献委员会”。他态度积极，捐献了自己位于太原市精营街的一座院落（精营街地势高，为当年太原市高档住宅区所在地），还将多年收藏的数件古董捐给了山西省博物馆。
老姥爷名叫张仁敬，出身贫寒，但勤奋好学。全家省吃俭用培养，他不到20岁即考中清末举人，民国成立后在山西省政府任职。在山西定襄老家，至今仍有不少人知道，这里曾出过一个“张举人”。老姥爷和他的4个儿子，还被一些家庭当作教育子女的楷模。
母亲填写的“家庭出身”一栏是“旧官吏”，这是她在文革中的“罪状”之一。有人认为，在这样的家庭里，生活肯定是优裕、舒适的……实际情况恰恰相反，他们的生活非常节俭（晋北人称之为“仔细”），甚至到了抠门的地步。母亲常用“晋北的地主还用麻绳当裤带”的例子，来说明晋北人是多么节俭。即便在怒批“万恶的旧社会”时，也没有人能拿得出阎锡山政府贪腐奢靡的证据。相反，有关他们精打细算搞建设的事例，倒是尽人皆知。
很多年后我才知道，在我随父亲被赶回老家去的同时，姥爷和姥姥也同时被赶回了山西定襄老家。走之前，造反派先对他开了批斗会。姥爷胸前被缝上了一块白布，上书“历史反革命分子张次岳”，并故意把衣服扣子都缝住。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，姥爷不敢，也无法脱衣睡觉。他们原在老家的一座院子和30亩地，早已被瓜分殆尽，回去后没地方住，是当年帮着种地的一户人家，为他们找了一个小房间勉强住下，之后每天被监督劳动，达两年之久。当时姥爷已67岁，姥姥69岁。两年后姥爷被允许重返太原，第二年即因病去世。
转回新建路小学后，学校把我安排到三年级二班。第一次上课间操时，三班的同学就认出了我，虽然我们已分别两三年时间。他们惊讶地叫着我的名字：“黄玮！黄玮！”小孩子们的群体意识很强，他们觉得你原来就属于这个群体，是“自己人”，因此认同、接纳你，希望你回归。而那个二班的态度就相反，认为我是“外人”，排斥我。比如我背后的一个男生，就将圆珠笔里的油抹到他的课桌前，以阻止我靠近。老师虽是成年人，但也有相似之处：对于从一入学就带的学生，他们从感情上往往“视若己出”；转来的，往往视其为“继子女”，感情比较淡漠。我感觉这个班的班主任就是如此，此前遇到的两个班主任也都这样。
3年时间，我就转学3次，绕了2000多公里的一个大弯，被排斥、受欺负时有发生。颠沛流离、随波逐流的生活，已使我变成了一个心很野的四川小孩。如此频繁地转换生活和学习环境，即使在后来的农民工子女中，恐怕也很少见。不断地适应新环境，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此时的我已经“崩溃”，开始逃学了：早晨背着书包去“上学”，实际是去了西门外桃园一带游逛，到下学的时间再“放学”回家。
逃学的日子不长，就被母亲发现。我还记得她“追捕”我的情景：当时太原市的人比现在少得多，在市委背后的一条街上（那条街后来被封闭），我正独自溜达，也许脑子里正想着椑木镇的鸟语花香呢！扭头一看，母亲正骑着家里那辆女式自行车（匈牙利产），自北向南朝我追来。我本能地撒腿就跑，她一路猛追。我终于没能跑过自行车轮子，被她抓住了。她当时和后来都没有打我，可能是怕我再跑，只是很快向校方提出，让我重回三班。
刚回到三班时，我还是比较“野”，再加上正处于文革高潮期，受“造反有理”等思潮的影响，我干过一些诸如上课时就翻窗跳到教室外面一类的事情。记得有一次下学时，我与一个同学发生冲突，这个同学来自“摔跤之乡”（一个宿舍区，其教练是新建路小学的体育教师王珏），一个技巧就将我摔倒。恼怒的我开始拼命，对方撒腿就跑。我追了约100米没有追上，回家后还余怒未消，操起一根木棒就砸向了台阶，那根木棒当即断成了两截。这在平时是做不到的。
经过一段时间，也许是天性爱学，抑或基因中老实本分的成分占主流，我渐渐地开始回归一个“好学生”。对于自己的变化，我没有察觉，但是班主任朱玉珍老师观察到了。她写了一封简短的信，让别的学生带给我母亲。她在信中反映了我的可喜变化，希望家长也鼓励我继续进步。她真是一位细致入微的好老师。
六年级时，我们班来了一位临时班主任——武德礼老师。这是一位男老师，模样挺像歌唱演员阎维文。他除了一上语文课，就说自己有什么什么事要外出以外，其他方面都很出色。他很会“点燃”学生，乱班也会被他调教得整齐划一、朝气蓬勃。他原本是一位体育老师，但算术课讲得很好。记得有一次讲面积，他提问：一平方米等于多少平方尺？由于书上没有介绍相关的换算，同学们七嘴八舌，但都答得不对，包括好学生武爱虎（后来改名武哲，已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）。我想了想，答道：“9平方尺。”武老师当即问大家：“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？”同学们齐声答道：“黄玮！”这件事让他对我印象颇深，后来还对我母亲谈起过。惭愧的是，这个他曾经看好的学生福分太浅，长大后只是昙花一现。
此外，教音乐的裴保昌老师、教美术的韩祖猛老师等，都很优秀。我还记得裴老师指点我拉二胡的情景，虽然只有几句话，但让人感到亲切，久久难忘。
█ 背景资料：1958年，太原回民小学地理小组的学生获得山西省学生科工委颁发的奖状后，在东校前院六年二班教室门前与老师合影留念
█ 背景资料：1974年，太原回民小学教师在研究新学期的教学工作
家庭的恶劣影响还在不停地发酵和延烧。刚回到母亲这边时，我还去父亲那里取过几回抚养费。有一次我因搬东西用力过猛，导致胸闷，且久治不愈，我还住在父亲那边吃了几天中药。但是一段时间后，母亲持续不断高强度的灌输起了作用。她对父亲的代称是“王八蛋”，认为她本人和家庭的一切不幸，均是由“王八蛋”造成的。在这种氛围中，我们自然越来越恨父亲，更谈不上与他有什么感情。父亲长期见不到孩子，当然也想，忍不住去太原十二中家属院看过我们几次。只要他来，每次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样：我们总会提前几分钟知道，因为总有成群的小孩突然跑到我家窗户上往里瞅——几分钟后，父亲骑着自行车来了——紧接着母亲开始厉声责骂——他们争吵——邻居劝架——父亲无奈离开。这些“家丑”，只会使我们更加自卑。
有一次，父亲一来，我起身就走，漫无目的地来到桃园二巷新建路口。当时那里有一个木制的邮电所，门前有一个报栏。我正在看报时，突然听到背对的新建路上有人喊：“黄玮！”我扭头一看，原来是父亲正扶着自行车看着我，距离不到10米。那时的我已被彻底洗脑，扭过头来径直就走，头也不回。现在想，当时父亲的心情会是多么的痛苦和无奈啊！当然，我这样做，母亲高兴。
父亲曾给我们送来过食品，还有那时小孩子们喜欢的军帽和红五星等，但都被母亲断然拒绝。她还讲过自己“退货”的过程：我打听到他的住处后，推开门就把东西给他倒在桌子上了。
这方面的压力一个接着一个。利用上中学的机会，我们的姓氏被改成了“张”，(弟弟刚上小学时就改了)。后来一个同学对我说：“你改成这个名字，可是把贵气给丢了。”
仅仅到小学毕业，父母制造的不和、离婚及离婚后连绵不断的“战争”，就使我无数次流离失所、疲于应对，并开始形成自卑、胆小、退缩、易受暗示等等不良的心理品质。这些当然也与时代背景有关。那时我迟迟当不成“红小兵”。一天下午在学校，这个愿望再次落空。为此，朱老师给我们几个同学开了一个小会，说了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的一句话：“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。”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，就这样早早地传导到一个小孩的身上。我将委屈一直憋着，直到走进家门，书包一扔，扑到床上就大哭了一场。母亲看见后，只是说了一句：“还挺要强的啊！”
那时的我还远远理解不了很多复杂的问题，但已经承受了太多成人世界强加的东西。
关于单亲家庭的实例和探讨文章，我都非常关注。有关研讨几乎一致的观点是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，不会因父母离婚而改变；离婚双方最好不要指责对方，尤其不要当众和在子女面前指责对方；应该让子女与对方保持来往，以使孩子得到尽可能完整的爱和教育等等。但是现实情况少有这么理想的，有的心胸狭隘，只想着如何报复对方，却不知结果只能是“三败俱伤”。这种情况下，当事人的修养、文化、见识等等尤显重要，当然也有时代背景的影响。
单亲家庭造成的不良影响，对男孩尤其严重，特别是跟随母亲生活的男孩。这是因为，人的成长离不开角色认同（包括性别认同），成长中的男孩，必须有一个男人作为表率、榜样和指导者。一般来说，只有父亲才能担当这一角色。如果缺失，男孩就会六神无主、不知所措，极易形成不良的心理品质。如果母亲太强势，不断地指责和贬低父亲，“大权独揽”，乐于充当“家庭女王”，后果会更加严重，男孩会出现女性化、外强中干、不敢任事等等一系列问题。
这种家庭对女孩的影响相对小一点，“有其母必有其女”，女儿往往会认同自己的母亲，也变得十分强势，“不肯放权”。“有其父必有其子”的说法，在这种家庭里不成立。因为父亲的正常影响，已被减到了最小。
太行石《五零后家国往事》（本站分6部分发布）：
五零后家国往事（1）我的六零年代我的家国往事
五零后家国往事（2）恢复高考，难得的机遇却演变为灾难